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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今天分享的内容是伴侣治疗怎么样应对外遇，这是婚姻咨询中的重要议题，也是导致婚姻破裂的最大危机。怎么样引导来访正视外遇？经历外遇后的婚姻还能修复吗？

  一位音乐家事业有成，然而丈夫突然患上帕金森病卧床不起，她承担起照顾重任。在这段时期，她与另一名男性相爱，并已经维持了5年的关系。可同时，她也深爱丈夫，从未想过离开，愧疚感让她走入心理咨询室。

  一位牙医，与妻子共同经营诊所，育有三个可爱的女儿。在一场音乐会的后台，他目睹妻子与一名男子拥吻。震惊中，他与妻子对峙，并最终选择求助婚姻咨询。

  婚外情一直是伴侣咨询中的重要问题。过去30年，咨询师对婚外情的处理态度也产生了显著转变。

  最初，心理咨询师采用道德化视角，将发生婚外情的婚姻关系框定为“加害者与受害者”这一二元结构（Pittman, 1989）。

  然而随着学界研究发展，咨询师开始更关注婚外情的复杂性，不再简单地谴责出轨者，而是尝试理解他们的矛盾心理（Abrams Spring, 1996；Brown 1991, 1999；Lusterman, 1998）。

  诊断性分析法是一种将婚外情视为症状或信号的分析方式，通过深入挖掘婚外情背后的动机和模式，来揭示婚姻中潜在的问题或失衡的地方。

  相比以道德为主的视角（如简单地认为婚外情是错误的），诊断性分析法更关注问题的本质及其解决方法。

  艾米丽·将婚外情分为五种类型：亲密回避型、冲突回避型、性瘾型、分裂自我型以及逃离型。

  她认为婚外情一方面体现了恐惧、失望、愤怒和空虚的情绪，但同时也反映了出轨者对爱和接纳的深切渴望。

  借助这种方法，咨询师能够最终靠分析婚外情的类别，诊断出婚姻中有几率存在的问题，例如判断产生婚外情是否出于情感连接的缺失、沟通障碍或个人心理问题。

  在跳出传统道德框架后，心理学家们逐渐意识到，婚外情出现的原因往往超越了婚姻本身。

  心理学家Don-David Lusterman认为（1998）出现婚外情的原因可能深藏于原生家庭中，也可能和人生关键时刻的脆弱情绪相关，例如孩子出生、亲人离世或家庭进入空巢期。

  特权意识也可以是人们出轨的原因，例如男性特权意识认为，“我是男人，所以我有这个权利”。此外，对性取向的迷茫、性成瘾或是报复心理，也会促成婚外情。

  Lusterman还提出了“三足婚外情”的概念。三足恋情是一个比喻，其释义最初来源于三脚架（tripod）。三脚架因其三个支点的稳定性而得名，而这里的婚外情则被视为维系婚姻稳定的第三个支点。

  比如在一些婚姻中，两口子之间有几率存在情感疏离、不满或矛盾，这些婚姻本身通常是不稳定的，但婚外情作为一种“额外支撑”，反而帮助维持了婚姻的存在。

  这种关系可能是无意识的妥协，也可能是一种对现实的适应。他表示婚姻可能没固定的模式，不同的人可能会接受不同形式的婚姻安排，同时个体对婚外情的反应可能也存在较大差异。

  在此基础上，心理学家Janis Abrams Spring提出“开放秘密政策”，即婚姻咨询师可以在一方伴侣的同意下，为其保留秘密。

  也就是说，即使在婚外情未被公开的情况下，咨询师也能够继续帮助伴侣修复关系。

  美国心理咨询师Stephen Mitchell（2002）和 性别研究作家Laura Kipnis（2003）指出，在现代婚姻的理想下，我们常常对配偶有过高的期待：

  配偶需要是最好的情人、最称职的父母、最亲密的朋友，配偶需要出示智慧的建议、情感上的陪伴以及每时每刻的支持。

  Laura Kipnis在《反对爱情：一场论战》(Against Love: A Polemic)中提到持久的完美爱情可能本身就没办法实现。我们在追求安全感时所做的绝望尝试，常常会适得其反。

  比如在我们努力遏制分离焦虑，试图将自己和伴侣紧紧捆绑时，我们反而为自己打造了一个“承诺的牢笼”，而正是这个牢笼让我们迫切希望逃离。

  Mitchell在探讨承诺与欲望间的矛盾冲突时，为婚姻咨询师提供了新的思路：人们似乎总是试图在婚姻中重建一种类似童年时期的安全、持久和可预测的情感体验。

  可实际上，正是这种对“完全安全”婚姻的情感追求，导致我们压抑真实想法，并最终扼杀了彼此之间的欲望，甚至无意间为婚外情创造了适宜条件。

  这些更包容的视角，并不是为出轨者开脱，而是提醒我们婚外情可能并不总是仅仅与背叛、欺骗相关。

  咨询师能够尝试倾听婚外情以外的故事，去理解出轨者在选择婚外情背后更深层的渴望（Weil, 2003）。

  这种渴望可能是对某种情感联结的需求、对自我探索的向往、对新鲜感的渴望，也可能是希望找回自我中那些被遗失或忽视的部分。

  婚外情还可能是一种对自我身份、需求和情感的探索，甚至是挣脱婚姻或社会期望束缚的尝试。

  这种行为可能是在试图突破原有角色定位（例如，作为配偶的角色），寻求更独立的自我认同或探索未被满足的个人需求（Welter-Enderlin, 1993）。

  一个重要的挑战在于，咨询师需要在正视婚外情带来了创伤的同时，也要尝试理解出轨者深层的渴望。

  正是这种“兼顾双方”的立场（即对被婚外情伤害一方表示共情，同时也要去理解出轨者一方的情感需求），才能在婚姻有裂缝的时刻，为伴侣双方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安全感。

  接受秘密的模糊性，不要简单地认为只有“总要说出”或“绝不透露”这两种选项，而要为双方营造一个安全的决策氛围，让伴侣能够理性思考并做出选择。对此咨询师可以：

  • 给出轨者提供足够的空间:让他们能自由审视选择：披露、不披露、如何披露。别过度引导出轨者做决定。

  • 披露婚外情在咨询中不应成为必须步骤：如果婚外情在个体咨询中被揭露，咨询师也不必鼓励出轨者进一步在伴侣联合咨询中公开秘密。

  • 如果出轨一方不愿立即终止婚外情，咨询师也不能强制制止：这样的做法好比告诉一位暴食症患者，患者必须立马停止暴食，否则就没办法继续治疗，显然这并不是合理的要求。

  随着咨询进行，或许你已经赢得双方信任，现在出轨者已经在个体治疗中向你透露了婚外情，同时明确说不愿向另一方伴侣披露（例如伴侣患有帕金森的音乐家）。

  • 设计灵活咨询方案：结合个体咨询和伴侣咨询各自的优势，例如可根据双方需求和问题紧迫性，先侧重一方的个体咨询，再慢慢加入伴侣咨询。

  • 帮助来访思考是否、何时以及如何披露：如果出轨者表示希望继续维持关系，那就能着重考虑怎么在不披露的情况下继续帮他们维持关系。

  • 如果这一方已开始怀疑婚外情，则与其探讨是否或如何将这一问题带入双方讨论。

  在下一阶段，如果婚外情已经被披露（例如和妻子撕破脸的牙医），那么你在大多数情况下要进行更多的干预处理：

  • 时刻注意婚外情披露的破坏性后果和创伤反应，及时干预也许会出现的极端行为，例如暴力、自杀和他杀等悲剧。

  • 为每位伴侣提供单独的咨询，帮他们充分处理个人情绪，为接下来的联合咨询做好准备。

  • 促使伴侣将危机作为正视关系的契机，引导他们坦然地分析问题，帮他们深入探讨未曾充分沟通的方面。

  也许只有当我们接受了婚姻中脆弱性与欲望的存在后，破裂的婚姻才有修复的可能性。

  婚姻本是幸福的契约，它是为了让双方带着责任，去更自由和深刻地相爱，而不应成为一种束缚和相互谴责的理由。